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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官场中，没有永远的正职，也没有永远的副职，没当过副职，就不可能当上正职。

    从副职到正职是一次飞跃，同样，由正职再到更高层级的副职，也是一次飞跃，那是通向更大的正职的通道，是升迁的必由之路，谁也免不了。

    楚天舒知道，叶庆平和郎茂才都处于仕途的关键时期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，既有合作，也有暗斗，作为副市长，工作上只能听市长郎茂才的安排，很多时候夹在中间很别扭，但也只有隐忍，尽量去适应。

    从省城开完会回来，叶庆平和郎茂才长谈了一次，两人达成共识，按照省领导的指示，把主要精力用在搞经济建设上，抓出一两项在全省看得见摸得着叫得响的民生工程来。

    当然，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，比过去有底气多了。

    因为，楚天舒在青原市抢先一步实行了土地储备的新政，通过连二连三的整理和出让土地，为市财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。

    尤其是郎茂才，外环线道路改造工程的成功，就像一剂鸦片与一碗鸡血，既刺激他对上项目搞建设上了瘾，又对捞政绩充满了歇斯底里的亢奋。

    近年来，世界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“中国发展之谜”。

    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底子薄弱的大国，还面临着官员腐败、贫富差距、道德滑坡等至今尚未根治的问题，那么，这个国家究竟采取了什么方法，就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经济腾飞呢。

    祝庸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，尝试着回答了中国发展之谜。他认为，尽管面临着诸多的难题，但过去几十年间，中国起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做对了两件事，才换来了今天的成绩。

    第一，在经济上，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彻底激发了民间创造财富的活力。

    第二，在政治上，用经济建设的成绩来考核各级干部，迫使各级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抓经济。

    祝庸之的这一见解，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。

    不过，在私底下与楚天舒等人交谈时，祝庸之也感叹过：“在如今中国，不讲政治的人玩不转，可一个纯粹的政客也走不远，你哪怕再精于权术，如果当地经济建设一塌糊涂，拿不出几个叫得响的项目，同样很难得到提拨重用。当然了，这种用人导向的负面效果也十分明显，各地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大行其道。但反过来想，如果领导们都不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，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快吗？”

    祝庸之不愧是东南省乃至全国知名的政治经济学家，眼光独到而且一针见血，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洞若观火，明察秋毫。

    通过对杜凭风和吴新元等人的处理，昔日掌控青原政法系统的强势人物郝建成被收拾得服服帖帖，在解除了政治上的羁绊后，叶庆平自然也要端出自己的政绩工程来。

    这项政绩工程，就是在江北打造出一座青北生态城。

    按照叶庆平与郎茂才长谈时商量的设想和规划，青北生态城的定位，不仅是经济中心，更是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，并将在五年内发展成为城市的副中心，除开经济指标的考核，这里还将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典范。

    虽然两人在青北生态城的开发建设上达成了共识，但是，围绕着青北生态城开发建设的主导权，叶庆平与郎茂才又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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