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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楚天舒在他的良心上一直受到无法原谅的谴责，因此他在想方设法给钱家以更大的补偿。

    虽然省内媒体没有播发关于这个事件的稿件，省新华分社的“内参”上也没有把这件事与医疗改革联系在一起，然而，就在人们普遍以为这件事正悄然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京城报纸上又爆出了猛料，再次引发了一场舆情危机。

    京都大学是国内知名大学，罗广朋又是著名的专家学者，他们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，这篇文章及短评如同一枚重型*，把刚刚平静下来的南岭县又炸得硝烟弥漫，霎时间，京城、省城、青原市、南岭县，各种议论纷纷扬扬。

    看到文章和短评的人，谁又会去认真研究死人事件的过程与真相，他们只盯着“死人了”、“农民的孩子”、“抢夺遗体”、“赔偿五万元”等敏感词，众说纷纭的演义成分也在所难免。

    舆论一片哗然，对医改持不同意见的人，尤其是那些长期在实验室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们，以罗广朋教授的一干弟子为主力军，立即参与进来，以学术探讨为名，一起推波助澜，火上浇油。

    一时间，南岭县的医疗卫生改革被炒得热火朝天，北方地区的大小报刊，几乎一个腔调地口诛笔伐南岭县的乡镇医疗卫生制度改革，让贫苦农民的孩子成为了改革的试验品和牺牲品。

    无独有偶，省卫生厅调查组的调研报告也递交到了省委各级领导的手里。其内容与罗广朋的课题组发表的文章大同小异，结论也与之遥相呼应，都离不开所谓的“五大罪状”。

    此后，有消息传出，南岭县的县委书记楚天舒年轻气盛，一贯独断专行，为了捞政绩，搏出位，不惜牺牲医疗系统职工的利益，在没有征得主管部门同意、县委一班人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，简单粗暴地对乡镇卫生院“一卖了之”，明目张胆地与省卫生厅对着干。

    学术界有分歧，楚天舒还可以坦然面对，但是，省卫生厅代表的是官方意见，他不得不高度重视。他终于坐不住了，花了一天的时间，收集整理了乡镇卫生院改革前后的对比资料，又用了整整一个晚上，在认真研读了罗广朋课题组的文章之后，连夜写出了一篇五千多字的反驳文章。

    等酣畅淋漓地写完了之后，楚天舒觉得胸中的郁闷已经在挥洒笔墨的过程中纾解开了，他暗暗笑话自己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，只要出于为南岭人民造福的公心，所作所为可以问心无愧，何苦要纠结于外界怎么评说呢。

    于是，楚天舒又把这篇文字收了起来，继续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。

    与楚天舒同样坐不住的还有省长乔明松，他不仅看到了京都大学课题组的研讨文章，也收到了省卫生厅调查组的调研报告，还接到了国务院医疗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转过来的新华社“内参”，上面有分管副总理的批示，要求东南省的主要领导在一周内向领导小组进行一次专题汇报。

    省长乔明松是位非常务实的领导，他对南岭县的各项改革一直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。现在北方的一些专家学者们把话题炒作起来了，惊动了国务院医疗改革领导小组和分管副总理，事态升级，迫使他不得不对上对下都要表明省里的立场观点。

    为慎重起见，乔明松按照以往惯常的做法，在拿出决策意见有些打不定主意的时候，私底下约见了临江大学的教授祝庸之。

    祝庸之也始终对楚天舒在南岭县的所作所为保持着关注，这里面固然有私人感情在里面，但也包括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的成分。

    在国内学术界，历来有“南祝北罗”之说，指的就是南方的祝庸之和北方的罗广朋。他们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大致相当，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在很多的时候观点往往相左，数十年来，两人之间发生过很多次的争论，也是旗鼓相当，不分高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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